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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举例称，有些地方采取比较极端的举措来试图让地方债尤其是平台债能够市场化，其实是让市场来承担风险。比如，河南永煤违约之后，对于河南省乃至全国信用债市场都造成负面冲击，所以违约不仅不能解决债务问题，反而会恶化区域的信用，导致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国企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更加突出，所以从发展角度来讲，还是需要保持政府信用，不能够轻易违约。

对于经济下行周期背景下，如何降低地方债风险，李迅雷提出了五点建议：

第一个建议是降低债务成本。如地方政府发行再融资债券，通过政策性银行或商业银行的低息资金来降低债务成本。

第二是拉长债务期限，非债券类债务展期，如遵义道桥实行了贷款展期。

第三是过去地方政府之所以在债务扩大方面比较有底气，是因为有土地财政做支持，尤其是那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土地财政收入比较可观，能够覆盖债务的利息。现在来看，土地财政已经慢慢的消减了，去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下降近两万亿，在这种背景下，建议要加大国有企业改革，按照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的要求，让国有股权的估值水平能够提升。提高国企估值水平有很多可以作为的地方，比如说拿股权作为对银行的抵押，这个也可以获得低成本的融资，通过股权的转让，也可以获得财政性的收入，通过提质增效让国有企业经营性收入提高，通过股权的转让并购重组，也可以获得财政收入。

第四点建议是，可以扩大地方债务限额的空间。从地方债的总量跟中国的经济实力相比并不算大。中国政府的杠杆率水平总体不高，美国联邦政府的杠杆率 130% 以上，日本政府 250% 左右，中国 2022 年末地方专项债空间只有 1.1 万亿元、一般债空间 1.4 万亿元，仍有扩大空间。

第五，按照国家财政要提质增效的要求，对专项债的用途要严格限制，尤其在铁公基方面；在人口老龄化加速的背景下，要确保用于民生的领域，比如说养老、医疗、扩张消费，要适当的加大投入，因为中国经济要转型，要从过去的投资拉动模式转向消费主导的模式，或者投向于新基建相关的投资回报率比较高的领域，比如说新能源、新材料、5G、人工智能等，在这些领域要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

对于现阶段解决债务的办法，李迅雷表示，目前来看，化解债务风险的主要方法是降低债务成本、拉长债务期限，以时间换空间，对未来的发展预期进一步增强。资本市场角度的预期上升，风险偏好提高，这对实现整个经济的稳增长是有利的。